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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奴制改革后,为何俄国的副业迅速发展呢
19世纪30到50年代,俄国农奴制发展如同秋后夏蝉一般走到了尽头,废除农奴制是俄国当时迫在眉睫的政策。
(克里米亚战争地图)
废除前,沙皇对内实行专制统治,而俄国作为欧洲农业大国,每年出口的粮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样一来,俄国的农业经济被卷入了国际市场,引起农奴主危机,并且农奴制严重地阻碍着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之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事实证明,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的确有这方面的原因。
恩格斯在谈及克里米亚战争时写道:"克里米亚战争的特点就是一个采用原始生产形式的民族对几个拥有现代生产的民族进行绝望的搏斗。"这句话充分的说明了沙皇专制下的农奴制对经济甚至是军事力量的削弱。
这场战争也让沙皇清楚的认识到农奴制废除的必要性和紧急性。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正式签署改革法令和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它代表着农民的人身自由最终得以释放,农民的权益将从此受到一定的保护。
可在经历三四百年农奴制的情况下,残留的余波阻碍着农民新拥有的权力,表现为农民的土地保障水平并没有得到改善。即便采取租地、买地、开垦新地等措施也没有改变现状。可人们总要想办法维持生计,赚些外快贴补家用,由此,副业便兴起了。
农民由务农转向畜牧
想干副业,有些农民将目光放到了畜牧业上。但因改革不彻底,农民手中的土地减少,牧场和草场的土地面积也随之收缩,意味着畜牧业发展缓慢,可并不是停滞不前。
此时畜牧业的发展呈现区域化。芬兰、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及欧饿其他贫困省牛比较集中;黑土区、伏尔加中游和乌拉尔南部地区的黑土省马匹数量较多;草原地区则饲养大量的羊群。就拿黑土区来说,它的农业生产畜牧主力军是马匹和牛群,小型牲畜的养殖比如绵羊、山羊和小猪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家禽和蜜蜂的饲养则用于生活和市场贸易。
人们通常用牲畜的数量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数量越多说明农民经济的稳定性越有保障。相反,数量减少则对农业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往往造成其数量减少的原因是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增长速度越快,人均占有牲畜数量就相对减少。土地不够,饲料不足,造成动物营养不良,也会致使牲畜数量减少。当然,那时候的兽医是十分稀有的,加上医疗水平的低下,动物们生病了也得不到医治,死亡基数大大增加是必然的结果。
即便如此,农民投身畜牧业,的确还是有所收获的。他们蓄养各种牲畜,使之不仅成为协助自己耕田的劳动力,既提高了耕种效率,又利用了免费的劳动资源;还能成为蓄养地里最传统、最有效的肥料,等土壤肥沃了,农作物就能长得旺盛;最后还能成为畜产品奶、肉、蛋的天然制造机器。
(奶制品)
这些畜产品在满足了人们生活需要之后,就会流入市场,形成商品货币关系。由此牲畜的价格不断升高和奶制品加工厂的数量也逐渐递增。一般来说,农民至少拥有两头以上的成年牲畜才能保持充足的奶源。尽管喂养乳畜不是很容易,牛奶带来的收入也不是很可观,但人们仍乐在其中。另外,当时奶制品加工企业多为半手工
式经营,生产设备不够先进,指导技术不够完善,以致于生产效率低下。卫生标准很大程度是没有达到的,质量对俄国人来说差强人意,但按现在的食品标准来看,是非常不合格的。不过,这样的奶制品在市场上价格还是偏高的,以致于大部分中农以及贫农都无力购买。
无论如何,奶制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已经说明畜牧业的积极走向带动了市场,为富农和中农带来了一定的收益,是副业兴起的显著体现。
农民由务农转向务工
除却做畜牧业,很多农民都由务农转向务工。"务工"也就是从事手工业活动。俄国农民所指的手工业范围更广,除了纯粹的手工业活动以外,在农闲时从事的其他创收活动也是包括在内的。然而通常普遍把这种手工活动分为本地务工和外出打工。
本地务工的农民都是希望增加非农收入又不愿意离家太远的人,他们到当地或邻村地主和富农处打工赚取薪酬。酬劳的计算方式有计件和计时两种,计时又有年工、季节性定期工和日工之分。其中,年工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最为理想的形式。定期工中冬季的雇佣人数则少于夏季。日工就是现用现雇的方式,主要从事农忙时期的各种工作,工资较高。雇主还可以预付工资提前预定人员,但是条件非常苛刻,工作时间易与自家田地的耕作时间相冲突。
外出打工的人大多由于家庭的经济压力大,又受制俄国自然条件的约束下,生产季节短暂,这才有时间去外地务工。同时工业的发展也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机会和可能,这也是吸引外来打工者的一个诱因。经过调查,外出农民通常从事工业型、农业型、手工业型和短工等几种工作形式。工薪收入不是很稳定,最高能达到40卢布,最低至5卢布。而且大部分外出务工的人都是贫农,只有小部分中农和富农出于不同的目的去外地工作。在俄国境内,外出打工的农民分布的很不均衡,且多为男性。后来随着身份证件的普及,根据其登记的比例就能清楚的了解到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
其中,20世纪初,非黑土区外出务工者占总外出务工人口数的56.5%,以中部工业区打工者居多,总数超过100万人。富兰克林曾说:"劳动是幸福之父。"这些外出打工的人们,就是凭着自己的劳动换取幸福的榜样。
副业带动农村经济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这次举措实际上是基于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注定了沙皇政权基本不动,大部分土地依然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正因如此,副业才得以复兴,才能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发展。
与农业相较而言,副业逐渐显示出一副朝资本主义靠拢的姿态。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副业带来的效益是十分绵薄的。可是,单纯的从经济层面的创收多寡进行简单评价,十分片面性。正确的做法是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的层面去观察副业在俄国历史上的利与弊。
(亚历山大二世)
其利一,在于畜牧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奶产品及其副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丰富实用的生活必需品,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为农业生产持续不断地贡献动力和肥料。
其利二,在于手工业的复兴。俄国传统手工业技艺高超,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罗斯时代。农奴制废除后,手工业成为农民赚取外快的最佳手段。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手工业的工作中,手工业制品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加工技艺不断提高。到20世纪初,手工业活动几乎遍布欧俄的各个村庄。要说手工业中从事工种人数最多的当为木材加工业,它的农民数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也从侧面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森林资源丰富,磨练塑造了他们的加工技艺。
手工业的复兴,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缓解了经济压力,更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现今社会来说,那可是国家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当然,手工业同样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了一份力。
其利三,在于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形成的大量自由雇佣劳动力对市场的填充。这些劳动力主要深入原料充足、手工业制品丰富和同行尚未涉足的地区,在扩大流入地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农耕生活场景)
借用老子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越多,固然能使流入地的经济有所改善,可也造成了流失地劳动力的短缺,破坏了两地的劳动力结构,从而使地区人口分布差异大,直接和间接地造成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一。
副业,之所以称为"副",代表着它对农业经济只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尽管如此,它已经成为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若没有副业,专门以地为生,恐怕农民的生活条件将更加艰苦,农业经济的处境也更加艰难,俄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会更加缓慢。所以,副业的兴起带动了社会的进程,是成为俄国跨入现代社会、促使农业经济进步的一大助力!
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是哪一年
一九五六年。包产到户最早出现在一九五六年。包产到户最初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户最先开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条件下,把耕地农作物和某些畜牧业、养殖业和副业生产任务承包给农户负责,实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一种做法。
一、农村土地包产到户是谁提出的
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是“包产到户”观点的最早提出者。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二.包产到户有什么积极作用
没有包产到户,农民就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就没有后来的发展!”从农村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这一重大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中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阶段,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今天,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家庭承包制仍是必守的政策“底线”。
从城市看,最先在农村推行的承包制,后来被普遍移植到企业改革中,直接推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全国改革态势。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今天,无论是保障农产品(7.40,0.16,2.21%)供应和市场价格稳定,还是扩大消费,都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稳农富农。
更重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改革确立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视为判断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
三、绍兴三十年的变化
绍兴城建“路线斗争”三十年
绍兴是一座有着历史悠久的古城,2010年,她即将迎来自己建城2500年的里程碑。
这当然是绍兴的光荣,绍兴的优势,绍兴的亮点。但对于市政当局而言,有时未尝不是一种负累,一个包袱,一大麻烦。终究是挣脱束缚不拘一格追赶时代的步伐呢,还是尊重历史突出个性而不惜因循守旧以“低矮旧”示人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近三十年来绍兴城市忽左忽右的规划建设思路,就是历届政府和官员们矛盾不一的的历史观城市观在现实中的注脚和写照,从而也给我们留下了今天这么一个充满争议的城市现状。
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绍兴城建“路线斗争”的三十年。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耳闻目睹,也不免一声叹息。
王余良主政时期,正逢绍兴撤地设市,自然着一股劲要大干快上,于是填河拆桥,拓宽了解放路,人民路,延安路和胜利路。绍兴传承几千年的风貌由此豁然一变。
“要是当初不怎么怎么,现在绍兴如何如何了得”云云,这是众多事后诸葛亮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其实人不不太可能超越历史范畴的,假如当初你是市长,可能也会这么做,毕竟那个时候政策上没有开发区,没地儿让你建新城,而局促狭小、小桥流水的古城和以汽车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绍兴居于杭甬之间,又得乡镇企业发展之先,不可能坐而不动,因而不可能如今日走红之丽江等地因发展慢而得以幸存。绍兴要发展,不甘落于人后,当初好象除了拆和拓别无选择。
王余良之后是有着一副农民脸孔的王贤芳市长,这位在新昌时以改革开拓形象升任的市长到是非常难得地有着敏锐的历史观。当然这跟经过改革开放最初几年的唯经济论的狂热盲动后人文思潮风头渐起的大气候也不无关系,或者说更多是后者影响了他的决策,反正在他短暂的主政期间,绍兴有了仿古的轩亭口、步行街和小商品市场,记得以回廊、天井和台门等元素组成的小商品市场在设计建设上还得了全国的一个什么大奖。王贤芳好象也是最早意识到对绍兴城市河道进行改造的市长,绍兴饭店后门的环山河整治就是他当年的手笔。城市的建筑控制好象也是从他任上开始的。
显然,对于王贤芳等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事实上,有关绍兴城市建设新旧两条道路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时和王贤芳搭班的市委书记是汪曦光,汪是民办教师出身,但多年的基层历练令其颇有理论修养,他似乎是不赞同王贤芳的右倾城建思路的,表现之一是在他即将离任的最后时刻,在绍兴日报上以罕见的几乎头版全版的规模发表了他的一篇绍兴城建专论---《让古城焕发青春》。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晰,是因为当时我“认真学习”之后,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给时任绍兴日报总编陈瑞苗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与汪曦光同志商榷。呵呵,书生意气夫复何加,由此可见一斑。
市长走马灯一样换,思路各唱各的调,不是前赴后继而是另起炉灶,这也是中国特色。
王贤芳之后来了个小个子市长张启楣。此人短小精悍,做起事来却是大刀阔斧----他一斧头生生地在密集的老城中心开膛破肚,劈出了一条中兴路;一斧头劈宽了鲁迅路,并在咸亨酒店对面和旁边开发了绍兴最早的高档小区百草园和燕甸园;再一斧头突破城市控制高度,在胜利路和解放路的交叉咽喉之地矗起了越都大酒店和震元堂。当时他还雄心勃勃地想把人民路打造成绍兴的华尔街,要在此建十几幢二三十层高的银行大厦,现在的中国银行、绍兴县信用联社(亚都大酒店)就是这个精神亢奋、干劲十足、老是处于“勃起状态”的小个子市长的历史遗存。
也不是没有不同声音,可当时的城建委由于“跟不上思路”,思想不解放,被来了个大换血。如此这般,城市大跃进的火就越烧越旺了,也就无人能抵挡了。
这三板斧下去,真叫继任者哭笑不得。后来在一私人场合,有领导浩叹:前任的政绩一不小心就可能是后任的包袱!我体会,所指中极可能包括这“三板斧”。
如果说王余良时代囿于意识和条件,对古城保护没有尽责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张盲目的城市大跃进则是不能原谅的。当时连普罗百姓都认识到在鲁迅路开发现代化房产小区不妥,他这个一市之长居然无知无畏到这个程度,正是令人匪夷所思。何况这时候绍兴已在城东兴建“经济开发区”,有相对的空间来开拓建设新城,可张对新区作为不大,偏偏对老城大动干戈。更令人惊诧的是,由于他在绍兴的大干快上,他由绍兴市长直升浙江省副省长,把当时的书记都甩在了后面。所以所谓政绩和包袱,也是见仁见智,只有历史最有发言权。
接下来就是鲁志强和纪根立了。鲁纪时代在城建方面似无显明观点,在任上绍兴面上变化不大,但有三个亮点值得铭记:一是留给绍兴一个汤浦水库,解决了绍兴人饮用水问题,此为千秋之功;二是留给绍兴一座立交桥(昌安立交),当时被人讥为摆设,,但现在倒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三是大抓创建创卫,一轮轮的创建创卫轰炸终于让绍兴告别了多年脏乱差形象。其它则似乎乏善可陈了。他俩后期都对旅游比较感兴趣,雄心勃勃地要把绍兴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城市,钱和精力都投向了这儿。鲁抓会稽山,纪抓江南游乐城,结果两者都几乎成了笑柄。
董君舒任市长不长,眉目不清,印象不深,不说也罢。值得说道说道的,是至今还一直挂在绍兴人嘴边的是***冯市长冯书记。
冯在位时,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改造,绍兴的城市面貌在冯时期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最著名的有三个工程,一是整治环城河(这让今天的绍兴市民受益匪浅,念念不忘),二是城中村改造,三是设立袍江工业区。此外,还提出了绍兴大城市的宏伟设想:绍兴大城市由袍江、越城、江滨、柯桥四片组成。冯在最后一次当选绍兴市委书记时,对媒体说:“我将做一个绍兴的孝子”。这句话到今天都留在绍兴市民的心中。
冯之后,王上台。王是哲学博士,重文化,轻经济与城建。所以,城市建设基本陷入停滞状态。王经常从财政中拿出大把资金,支持搞文化节会,以及参加诸如最佳魅力城市之类的商业性评比,为绍兴挣来了不少荣誉称号,并倾力建设黄酒博物馆、越文化博物馆、越王城之类的文化设施。还积极支持各类学术性活动,使得一些纯公益性的演出、研讨会能在绍兴圆满举办。王在政时,绍兴的城市建设聚集于迪荡。因此,到今天,迪荡已经矗立起几个楼盘,并且有点气势。当然,王走后,今后迪荡怎么发展,难以预测。
张是水利出身,为人不错,因此人际印象评价不错。但是好人不一定能当好的一把手,张在统揽全市工作,带领绍兴人民进一步又好又快发展方面,经验与能力不足。再加上受王时代消极影响,下面的机构已有较强的惰性,开拓创新能力大大下降。同时,效率不高,所有城建工程,多是口号,没有实际行动。或者虽有实际行动,但总不能按时完成。因此,在张任期内,绍兴城建完全陷入停滞状态,估计接下来的五年中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当然,绍兴的经济、社会建设将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
四、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凤凰历史
今天,你是否相信20多年前会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90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这是真的,这是一个记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1978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1978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每天1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1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连门前屋后的树都入了公,农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有那1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春节,我从农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个村住了整整10天,亲眼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生活的悲怆。在这10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一时还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场面。
正月初一,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3口人挤在这张庆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里面用泥巴糊着。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老妈妈命硬,今年90岁,就是不肯走。”
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赶快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紧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大爷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大爷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掸,可又不敢,抬起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大爷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掩饰贫穷生活。大爷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员。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大爷的诉说,刹那间我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沂蒙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门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员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员病倒了,脸色蜡黄,呻吟不止,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3点才做饭。老妇救会员约60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两只眼看着我,呆呆地,不讲话。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3个碗,碗底还有没有吃尽的野菜糊糊,老妇救会员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说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了21年干部。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村处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粮39公斤,老百姓靠借钱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钱,而且这还是实物折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全年没有一分钱现金收入。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30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可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钉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出过贼,因为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他的50多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手插袖筒里,听我们拉呱。出了他家,干部在路上介绍,这支部书记还是新郎官,刚成亲才3个月。他当了20多年干部,可也当了30多年光棍。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当奶奶了。干部还介绍,听说这支书年轻时就爱上过这女人,因为他家太穷了,就跟了别人。没想到30多年村里一直穷,老张也说不上媳妇。有人说是老张有真情,在一直等候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老张家堆半墙的地瓜干,能吃几年。不管咋说,最后,老张还是得到了这女人,现在日子过得还是蛮和睦的。乡干部说,城里文化人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戏文哩。听了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特地又转身回去,为他们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张“结婚照”,拍照时他们都笑不起来,脸上流露出忧愁。临出门时,这对夫妇直把我们送出来,连声嘱咐“领导,好走”。
一个当了20多年干部的人到50多岁才娶上媳妇,这个村有那么多光棍汉,过不了多少年,这个村子不就会自生自灭么
五、农民有哪些比较好的副业
我觉得农村的生活方式比较单一,但是我除了种地,还是有几个挺好的副业可以发展经济的。首先就是种果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副业,因为每年的水果都是很受欢迎的,尤其像今年,水果的价格也非常的高,这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所以可以考虑中果园,中果园也不会花费太多的金钱,我觉得是每个农民都可以选择的副业。而且我觉得技术方面也不需要请教别人,因为在农村每家每户房子里可能都有什么梨树,果树等等,所以对于种植果园还是有一点技术经验的。
还有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副业那就是养殖牲畜,因为现在国家都提倡发展畜牧业,而且有些地方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经济帮助,而且对于农民来说养殖牲畜也没有特别困难,可以从养殖牛羊入手,如果经济不允许,也可以选择先养一些小的,比如鸡鸭,因为农村里面每家每户都养鸡鸭,我觉得自己在家养的鸡鸭吃起来更香,也可以选择养土鸡或是乌鸡,因为好多城市里面的人就专门想吃乌鸡或是土鸡,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在城市里面土鸡和乌鸡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而且价格也卖的特别好。
还有就是买小货车,给别人拉货,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好,现在一个货车也不是很贵,好多地方盖楼房盖房子,都需要人拉货,所以可以考虑买个货车,给别人拉货,这样自己家里面需要拉什么,也方便。
六、小农经济成熟于
小农经济指的是以自主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村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成熟于古代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小农经济是主要经济支柱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变革,小农经济逐渐减弱,农村经济逐渐走向商业化和集约化。
在现代,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小农经济在当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维持农村基本的经济组织和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小农经济也是促进农民自我发展和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在当前,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现代化的农村改革,小农经济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当然,这需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和企业化经营,同时也需要加强农民意识的培养和农村人才的选拔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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